从两江新区全球招商大会看重庆开放发展新机遇******
1月11日，以“开放高地·创赢未来”为主题的2023重庆·两江新区全球招商大会（以下简称招商大会）举行。大会设立两江新区主会场和德国分会场，以线上+线下的方式同步进行，邀请重点企业嘉宾及涉外机构共计260余人，世界知名企业25个，外资企业30家，领事机构和国际商协会18家。两江新区是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之后国务院批复的国家第三个、中西部第一个国家级开发开放新区，是重庆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和重要增长极。
2023年，世界怎样看我们？我们如何看自己？哪些机遇是我们不容错过的？重庆日报记者从会上找到了部分答案。
世界怎样看我们
“产业基础雄厚，营商环境极佳”
“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经济承受了新冠疫情以及复杂国际环境的多重压力。进入2023年，随着疫情防控政策优化，我们注意到，市场的情绪逐渐变得高昂。我们相信，2023年全球经济将有很大可能因中国经济的振作而出现复苏。”罗兰贝格管理委员会全球联席总裁戴璞在视频演讲中说。
戴璞介绍，罗兰贝格是一家国际管理咨询公司，已服务中国40多年，拥有300名顾问，为中国的政府、国有企业、私营企业、跨国企业提供服务。因为了解中国，所以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从2022年至今，尽管中国经济面临很大压力，但中国仍在全球供应链中展现了韧性。更重要的是，在工业现代化和低碳发展的推动下，中国正加速打造未来经济引擎。
德国联邦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协会主席米夏埃尔·舒曼也通过视频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在共同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进程中，中德双方企业家应深度合作，积极开拓新能源汽车、数字经济、绿色低碳技术等领域的人才交流、产业协同、项目合作。
世界目光不但聚焦中国，还关注重庆。
“重庆作为中国西部地区唯一直辖市，区位优势明显，产业聚集度高。未来，我们将促进德国企业与重庆的合作共赢。”米夏埃尔·舒曼说。
“这里区位条件优越、产业基础雄厚、营商环境极佳。”在招商大会上，原达索系统全球执行副总裁罗熙文通过视频表达了投资重庆的感受。
罗熙文说，2019年8月，达索系统智能制造创新中心项目落户两江新区。2020年10月，创新中心投入运营，在此后的时间里，创新中心与重庆一起克服疫情影响，成为达索系统在全球运营最成功的创新中心之一。
记者了解到，达索系统创新中心在重庆围绕汽车、电子两大产业，为企业提供创新服务，通过其擅长的3D体验智能制造平台，将企业产品的开发、验证、生产、销售、运营等流程，整合为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
康宁公司高级副总裁兼康宁显示集团总裁张铮表示，康宁公司与重庆结缘7年有余，双方合作日益紧密、牢不可分，“2021年我们推动了显示科技的热端项目和消费电子项目在渝投资。康宁对投资重庆始终信心满满。”
我们如何看自己
“有能力与世界同台，在新时代新征程干得更出彩”
“赛力斯新能源汽车已在重庆这片沃土上蓬勃发展。目前，15亿元投建的新能源汽车升级项目已在两江新区启动，力争为重庆万亿级汽车产业集群贡献更大的力量。”在招商大会现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赛力斯集团董事长张兴海信心十足地说。
张兴海说，赛力斯已决定携旗下高端智慧新能源战略车型SERES5，亮相第100届布鲁塞尔车展。该车展是2023年开年后举办的欧洲最大汽车盛会，这也意味着赛力斯新能源汽车战略的全球化布局进一步加快。
“进入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干得很出彩，已经用行动证明，我们有能力与世界同台。”张兴海说。
“与世界同台”的自信源于创新能力的提升。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袁明学在招商大会现场自豪地表示，长安汽车已在全球构建起6个研发基地，研发实力在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评价中连续12年名列前茅。长安汽车的产品已销往70个国家和地区，成为首个产销突破2000万辆的中国汽车品牌。
“下一步，长安汽车将依托在渝布局的长安汽车全球研发中心、重庆长安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阿维塔科技（重庆）有限公司、梧桐车联科技公司、长安科技公司等重大科技项目，加速打造阿维塔11、深蓝SL03等明星产品，为重庆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以及为科技长安提供有力支撑。”袁明学说。
“与世界同台”的自信还源于开放水平的提高。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向文波，通过视频表达了三一重工选择在两江新区建设西南地区首个智能制造项目的正确性。“在重庆投资非常愉快，这里的政府诚信、务实、高效，兑现了招商的所有承诺，未来我们持续看好重庆，将加快推动两江智能新工厂建设，并运用西部陆海新通道，让产品走出国门。”向文波说。
国投招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高国华在招商大会现场表示，在智能化的大背景下，随着中国自主品牌的崛起，中国企业有机会获得全球行业的话语权，“我们投资了宁德时代、比亚迪等企业，已经发展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行业龙头企业。”
哪些机遇不容错过
“把握当下时局，瞄准新能源汽车、自动化、数字化等领域果断出手”
2023年，哪些机遇不容错过？
米夏埃尔·舒曼认为，欧洲当下的时局便是机遇之一。由于能源危机和政治框架的变革，德国生产条件变得更加艰难，许多受影响的德国公司目前正在想办法削减成本，这些企业将部分生产转移至国外，开拓新基地，这就为重庆承接产业转移提供了很好的机遇。
至于重庆与德国可在哪些领域合作？米夏埃尔·舒曼表示，根据目前中德合作的现状，在智能制造、环境技术、电子信息、可再生能源、发电与存储等领域合作空间较大。
事实上，米夏埃尔·舒曼发表这些观点的时候，正带着一批德国企业坐在招商大会的德国分会场。在大会的交流发言环节中，德国欧亚电巴国际有限公司、德国PSI软件公司等企业，在德国分会场通过视频表达了与重庆合作的意愿。
戴璞表示，未来在工业自动化、数字化、脱碳技术等领域有巨大机遇，根据罗兰贝格掌握的信息，许多国外公司希望通过上述领域进入中国市场，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参与者。
高国华则认为，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为制造业带来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相信在这一轮新汽车产业变革中，中国将涌现一批较强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大型科技企业，在基础材料、电子元器件、高端装备方面形成独特的竞争力。重庆尤其是两江新区在汽车产业方面有扎实基础，应在新能源汽车领域进一步集聚潜力，为将来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不容错过的机遇，当然还有重庆。
在招商大会上，两江新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王愚以“世界的重庆，你我的两江”为题，推介了两江新区。他表示，全球企业来渝投资，可享四大机遇：一是万亿级的产业机遇。汽车、电子信息产业向万亿产业迈进，高端装备、生命健康、数字经济向千亿产业奔跑；二是海量的市场机遇。国家级战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正在实施，覆盖1亿人口，有近8万亿的GDP、3.5万亿的社零总额；三是一流营商环境机遇。对标世界银行指标体系，我们始终以企业评价为第一评价，以市场主体为第一感受，实施优化营商环境改革“一号工程”，为企业打造全生命周期服务；四是最优的政策支持机遇。叠加享受西部大开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自贸试验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级战略政策的强大支持，也有两江新区“真金白银”的产业发展扶持，每年的支持资金超过100亿元，其中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不低于50亿元，电子信息不低于50亿元。
重庆日报记者 陈钧
东西问丨王建华：百年考古如何令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
中新社成都11月24日电 题：百年考古如何令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
——专访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建华
作者 贺劭清 王利文
百年来的考古实践和出土文物，如何丰富中华民族的历史维度，令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四川省考古学会常务理事王建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视频：【东西问】百年考古学如何让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来源：中国新闻网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华”一词最早见于何时？“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形成经历了什么变迁？
王建华：据考证，“中华”一词始见于西晋末，是中原士人为把中原的政治与文化同其他地区相区分而产生的自我称谓。
“中华”不仅表示一定的地域，更表示一定的文化和具有这种文化的人。伴随新思潮的传入，现代民族意识的萌发，“中华民族”一词脱颖而出。
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次提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1905年，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梁启超比较正式地使用了“中华民族”的概念。此处的“中华民族”虽以汉族为主体，但多民族融合的观念已开始形成。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正值中华民族危亡之际，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指出“中华民族”的称呼虽出现于近代，但作为一个实体，至少存在了两千多年。
1988年，费孝通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从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的角度指出“汉族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产生了一个凝聚的核心”，在汉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其他民族不断地为汉族输入新鲜血液，汉族同样也充实了其他民族。
纵观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形成，梁启超、顾颉刚和费孝通均从民族历史的角度进行了阐述，中国历史上数千年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今天的中华民族，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出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深圳锦绣中华景区举办的“民族嘉年华”节庆系列活动。陈文 摄中新社记者：考古学文化作为物质遗存共同体是如何产生的？历史长河中，考古学文化和民族共同体建立了什么样的联系？为什么1962年夏鼐在《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中首次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
王建华：19世纪后期，文化这一概念被引入考古学用以总结分析考古出土的遗存。1925年，考古学家维尔·戈登·柴尔德给考古学文化提出了较为精准的定义，用一种时空镶嵌分布的考古学文化模式来阐释一个区域中的史前文化的关系和演变。
有学者认为考古学文化既是一种概念又是一种理论，从概念的角度反映的是人群共同体与物质文化共同体之间的对应关系，符合遗存的群聚性和社会性法则，从理论的角度通过对遗存的分类和聚类研究实现了对遗存背后人群或族群的区分。
考古学是“俯瞰大地，仰望星空”的学科。人们获取的实物资料，是由人创造的物化形式，所以它和“人的共同体”直接相关。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既表现在物质层面也表现在精神层面。从理论上讲，考古学文化作为物质遗存共同体，是古代群体在物质文化遗存上的表现，在某种层面上可以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立一种联系。在对某一考古学文化认识足够清晰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将其与史书中记载的古族相对应。
观众在故宫博物院观看展览。盛佳鹏 摄由于历史文献对于汉族以外的古代民族的记载稀少且不成体系，加之历朝历代的各种理解和传说的杂糅，若简单将考古学文化与历史上的族群进行对应，风险是巨大的。但至少可以在某种层面上，将考古学文化中的某一处或某几处考古遗存与文献中的族属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
有学者认为考古学文化可以用古代的族名进行命名，如考古学上的夏文化“是夏时期夏族创造和使用的文化”，学术界普遍认为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族在一定时期内的遗存。
1962年，夏鼐在《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中论及考古研究在解决民族族源和民族史问题时就曾提到“各兄弟民族的祖先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与汉族的祖先建立起日益紧密的联系，今日大家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从当前可见文献来看，是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最早使用“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术语，用以论述古代中国不同群体的紧密历史联系及新中国确立的民族共同体结构。这表示当时学者们就已意识到从考古材料可以观察到汉族从史前到历史时期的一个形成过程，只是“具体情况，还需进一步研究”。
观众在山西博物院参观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特展。韦亮 摄《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中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法是基于新中国成立后逐渐积累的考古学资料。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几年间就发现了3000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经过发掘的有100余处。这些遗址分布于不同地域，代表了不同的文化面貌，体现了不同人群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进入历史时期，文献记载与考古学资料的整合研究拓展了民族史研究的空间。无论是史前资料的大量发现，还是历史时期研究空间的拓展、学术研究的深化，都促使考古学者思考考古资料与族群之间的内在联系。
观众在河南洛阳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数字馆参观。黄政伟 摄中新社记者：百年来的考古实践和出土文物，如何丰富中华民族的历史维度，令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
王建华：历史长河中，许多古老的民族出现在史书的记载中，各民族在不断地分化与融合过程中延续下来，融入到今天中国56个民族之中，大家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就中国当代的民族来看，有自己的民族文字和历史记载的很少。倘若单纯依靠历史文献来构建民族史，那么很多民族尤其是已消失的古代民族将无史可考。
作为人文科学和历史科学的重要领域和组成部分，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全体民族共同创造的，而有文字的古史记载不超过四千年，剩下的历史都需要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
在对没有文字的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中，考古资料起着主要作用。同时，考古学让各民族在历史上留下的物质文化都成为可以被观察分析和描述的对象。只要有人类活动的地方，就会留下实物遗存，考古学可以通过这些遗存去研究当时的社会和历史，因此极大地扩展了历史空间，尤其是民族史的研究空间，即考古学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历史维度。
游客参观秦兵马俑一号坑。张远 摄“仰韶文化西来说”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初瑞典学者安特生在《中华远古之文化》一文中提出的。当时提出这个观点有特定的历史原因——当时中国的考古学资料有限。随着资料的不断丰富，发现中国不同地域文化是独立起源发展演化的，有自己的文化体系，尤其是史前时代，中华文明“西来说”也就不攻自破了。
考古学对构建古史尤其是史前史的贡献是其他学科无法取代的。经过百年来的考古实践和丰富的出土文物，已证实中华民族的文明有着悠久的渊源，从史前到历史时期有着清晰的独立起源发展脉络。(完)
受访者简介：
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建华。张浪 摄王建华，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四川省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领域是新石器时代考古，通过对黄河流域史前人口的系统研究，揭示史前人口规模、人口自然结构等变化规律，认为史前人口变化、社会组织的复杂化是中国文明起源和史前社会复杂化的一个重要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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