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人、投资者：中国优化疫情防控措施和出入境政策为世界经济带来希望******

　　近日，中国对疫情应对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即自2023年1月8日起取消对国际入境的大部分限制，这让海外华人感到十分兴奋。

　　王南希最后一次回到中国是在2019年春天，当时她还是迈阿密大学的一名学生。两年后，她毕业了，目前在纽约工作。

　　“回国不用再隔离了！”王南希说，她已经快四年没回过中国了。听到这个喜讯之后，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搜索回国的航班。

　　“大家都非常高兴，”王南希告诉《中国日报》，“之前，你必须花很长时间，才能结束隔离状态回到中国。但现在疫情的限制解除了，大家都希望明年至少能回国一次。”

　　“听到这个消息，我的丈夫和朋友都喜出望外。太好啦！我们可以回去啦！我们非常高兴能回中国见父母。”纽约居民郑怡玲在接受《中国日报》采访时表示。

　　其实，她今年刚生了孩子，本打算年底回国。但随着中国放松了对出入境的限制，郑怡玲的母亲几天前就来到了美国帮助她和她的孩子。

　　全美浙江总商会会长林光表示，在美的中国商界也“渴望回归”。

　　“对我们很多人来说，我们国内的手机号、微信支付等等都在过去三年中失效或需要验证。许多国内的商业交易也需要中国的银行账户，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回国处理，”林光在接受《中国日报》采访时表示。“总的来说，这是个好消息。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很快就会回去。”

　　林光说，美国的一些进口商过去常常去中国工厂下订单。现在这些人很快就会再回到中国。

　　中国的决定也给奢侈品牌带来了好处，全球投资者希望在2023年前景黯淡的情况下，这项决定可以支持全球经济、畅通供应链。

　　摩根士丹利今年8月发布的一份分析报告称，美国和欧洲投资者都将从中国的转变中获益。随着中国消费者增加可自由支配支出，包括品牌服装和鞋类、科技、交通和零售食品在内的行业都将受益。分析人士还表示，在许多国家提高利率以抑制通胀之际，放宽对国际游客入境的限制同样会提振中国经济和全球商业。

　　松树桥投资管理公司(PineBridge Investments)的投资组合经理雷德哈(Hani Redha)告诉《华尔街日报》：“中国现在是市场的前沿和中心。如果没有这一点，我们都很清楚，世界将面临相当广泛的全球经济衰退。”

　　美国银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全球经济衰退预期的放缓，很可能是因为看到了中国经济的良好前景”。

　　高盛分析师认为，中国政策转变的总体效果将对中国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中国放宽国内人员流动和入境旅游的措施也支撑了该公司对2023年中国GDP增长超过5%的预期。（中国日报网）

公司员工年会醉酒身亡 法院判令死者担责95%******

　　□　本报记者 　 章宁旦

　　□　本报通讯员 黄彩华

　　春节将至，又到了人们聚餐喝酒较多的时节，但欢乐的同时也要防止乐极生悲。近日，广东省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通报一起因年底聚餐醉酒引发的猝死索赔案。法院认定醉酒猝死者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自行担责95%，聚餐组织者担责5%，其他同桌人已尽一般社交安全义务，无需担责。

　　酒后猝死：员工家属索赔逾百万元

　　20多岁的吴某是深圳某公司员工，被派驻公司关联企业东莞某公司。2021年2月2日18时许，吴某和几个同事一起，在东莞某公司食堂参加年会聚餐。同桌就餐人员有何某某等6人，其间吴某喝了酒。当天20时许，吴某由同桌两人搀扶，该公司负责人跟随其后，送往公司宿舍楼休息，给其两瓶矿泉水后离开。

　　吴某室友称，吴某当晚两次呕吐，他都帮忙清理了。次日上午，东莞某公司负责人带牛奶鸡蛋到宿舍探视，询问吴某是否喝多。吴某苏醒，但摆手表示不想吃东西。当天13时，室友回到宿舍，吴某听到动静后起床。室友询问吴某是否严重，吴某没有回答，看了看自己的被子、枕头、衣服说“怎么这样”，就进了洗手间。室友随即离开宿舍上班。18时许，室友下班发现吴某晕倒在宿舍洗手间，便呼喊同事救助，并拨打120。急救人员赶到，吴某已无心跳。室友随后报警。

　　2021年7月，吴某家属向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状告深圳某公司、东莞某公司以及跟吴某同桌用餐的6人，认为对方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索赔共计111万多元。

　　法院判决：聚餐组织者承担5%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本案关键在于吴某的死亡应由谁承担责任。

　　关于吴某死因，公安机关出具的死亡证明显示死因为心源性猝死，由于未进行尸检，也没有检测血液中的酒精浓度，现已无法通过医疗检验手段确定。根据聚餐当晚与吴某同桌的两人在公安机关的陈述，吴某聚餐时喝了酒，结合吴某在聚餐后需要同桌两人搀扶回宿舍，以及回到宿舍后两次呕吐的情况可以推定，吴某死亡前存在醉酒情况。加上吴某对室友的问话未正常回应，无法正常上班，饮酒第二天即死亡，由此可推定，吴某死亡与饮酒有关。

　　关于责任承担，吴某为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对饮酒可能造成的危险后果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其对死亡结果承担主要责任。东莞某公司是聚餐组织者，提供了白酒、红酒、啤酒，在吴某饮酒后两次呕吐、次日无法正常上班的情况下未及时将其送医治疗，应对吴某的死亡承担一定责任。深圳某公司未组织和参与聚餐，吴某作为深圳某公司员工参与聚餐，并不属于工作任务，人社部门亦认定吴某的死亡不属于工伤，故深圳某公司无需承担责任。吴某家属未能举证证明聚餐他人存在恶意劝酒行为，餐桌上正常共同饮酒不构成侵权，因而不能产生法律上的权利义务，故同桌者没有法定救助义务。聚餐结束后，同桌两人将吴某搀扶回宿舍，另一人跟随其后，并为吴某准备矿泉水，结合没有证据证明当时存在其他异常情况，法院认定同桌者已尽到安全注意义务，没有过错。吴某家属要求同桌者对吴某死亡应当有预见性以及承担相应义务，明显超出一般社交应尽注意义务的边界，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根据各方过错，法院酌定吴某自行承担95%责任，东莞某公司承担5%责任，其他被告无需担责。

　　吴某家属不服，提出上诉。近日，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说法：不能无限扩大同桌责任

　　承办本案审判的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法官方淑敏称，同桌吃饭一起喝酒，是社会常见现象。聚餐中，喝酒者是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要对自身喝酒可能产生的后果承担最大责任。如果喝酒者酒后发生意外，组织者和同桌者存在强迫性劝酒行为、明知喝酒者不能喝酒仍劝其喝酒、喝酒者失去自控能力但同桌者未安全护送、明知喝酒者酒后驾车未劝阻等情况，同桌者则需承担法律责任。但如果组织者和同桌者已尽了正常安全注意义务，则不能将其责任义务无限扩大理解，否则就会人人自危，影响正常社会交往。